近十年，我都在家附近的一家美发店打理头发，我长年直发，既不电发，也不染发，有时候剪剪，有时候洗洗。店主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三十岁不到，却是我来这家店他就已经在这里工作了。洗发的小工倒是常换，但唯一的女工，有三四年了，一直留在这。她矮矮的，胖胖的，大约才到我的肩膀。我并没有仔细的打量过她，每次一进到店里，说洗头她便跟在身后。洗头在这种高层商铺的二楼，日常的光线并不明亮，顺着她指的位置躺下来，水缓缓地流在头发上，我并看不到她的模样。

她很喜欢说话，经常推荐我搞各种各样的洗头产品，我并不待见这种推销方式，有时含糊，有时假寐。一来二去，她便也放弃了，但话来是要说的。什么吃饭了没，你住在附近吗，在哪上班呢。我对此类问题敏感而又抵触，总是以抽象概念来回应。她似乎听不出来，下次来还会问。直到有一次，带女儿去理发，同样的问题，女儿一股脑说了个透彻。我对女儿的实话实说有点恼火，但又不知该怎么和孩子解释说，我们此处应该撒谎，又为什么要撒谎。

那次之后，她便与我熟络起来，长时间不去，她还会问我工作是不是很忙。我并无心与她走近，每次只是客套两句。只是在洗头的时候，她还会唠叨，东拉西扯，终于有一天，她问我，如果被人告到法院该怎么办。

是啊，这个问题问一个法官，不变的答案，都是积极应诉啊，有条件请个律师，没条件就自己去，把知道的都和法官说一说，你如果有道理，法官也不会冤枉你的。

“我没有钱，也请不起律师，反正也不关我的事，我弟弟让我签个字，我就签了个字，其他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他们爱怎么告就怎么告。”

这种语言如果在法庭上，不会给他们说第二遍，因为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意义。签字是个极其重要的法律行为，肯定很简单，但要想否定却没那么容易。

我不知道人在一无所有的时候是会变得更奋发图强，还是会更肆无忌惮，不过，我觉得后者可能更多。“知者不惑，仁者不忧，勇者不惧”似乎在这里都反了。

她继续讲，整个事情的前后。原来是她的弟弟用她按揭的小房子去办了抵押，现在被银行告了还款。那房子又小，也不在城区，但话里话外，应该是她唯一的大宗财产，而且还有个小女儿也和她一起生活。她没有我想像的害怕与窘迫，甚至我和她提及不能还款可能房子会被收走，她也无所谓。大约是自己只付了一点首期，也没供多少，收走了也就损失了首期，大不了带着女儿租个房住。

不同的生活境遇，不同的职业选择，让我们对同样一件事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。她没有再说细节，我也没有再追问。他们的世界有着我们不能解决的矛盾和困境，我们的语言同样也有他们不能明白和理解的认知。就像一场措手不及的大雨，她身陷雨中，需要的只是撑伞的人，而我们不是，只能配合一种听雨的心情罢了。

这件事过去很久，她都没再谈起和房子有关的事情。偶尔遇到，有一搭没一搭聊天，就像热闹都市里孤寂的灵魂，因为陌生，才显得真实，说完也就散了。

今天，我又去剪发，二楼昏黄的灯光，照例是水温温地洒在头上。她胖胖的手指熟练地搓出白色的泡沫。我想像着头发在她手中的样子，她终日对着顾客的头顶，会不会像我们看到案卷一样，也会厌烦吧。

她的开场白，总是会说，用什么洗发水，然后就是，你有点掉头发。我的回应也永远是那几句，普通的就好，是的，有点掉。

弗洛伊德说，人可以防御他人的攻击，但对他人的赞美却无能为力。

洗头小妹以实际语言践行了这句话。她对我的职业给予了高度评价之后，又极其诚恳地和我说：你是法官哦，我这个问题问你，你肯定是懂的。

应该懂吧，我心里想，她只要不是问我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的区分为啥不进民法典就行了。

或许是有些不好意思，她问了一个并没有交待主角的问题。

“一个人如果被判了十年牢，那他什么时候能被放出来？”

“十年啊，那估计得坐八九年了。”

“但是他去年就被抓进去了，已经被关了一年多了。”

“那就从被抓那算十年。”

“如果表现好，会被减刑吗？”

“正常应该会的，不过不会减很多的。”

“罚金必须要交吗？”

“最好交吧，应该会对减刑有帮助。”

“坐监以后，家里人能去看吗？”

“可以，有固定时间，可以探监，也可以送点生活必需品。”

“那可以送吃的吗，火腿肠、感冒药之类的。”

“这个得具体问问监狱，药估计不行，万一你把其他的药放进感冒药里呢。”

“哦，那也是，可生病怎么办好？”

“监狱里有医生，小病没事，大病会通知家属的，放心吧。”

短暂的沉默，我没有追问是谁坐监狱，但肯定和她关系密切。没有人会对这些负面的生活感兴趣，就像一种疾病，如果和自己无关，也没有了解的欲望。

可是，她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，“我弟弟，你知道吧，就是我之前和你说过那个房子的事，我弟弟，诈骗，被你们法院判了十年。”

我一下警觉起来，“是我们法院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是在东莞第X法院。你们不都是法院的嘛。”

天下法院是一家，确实如此。

“那现在去哪个监狱服刑了？”其实问这个问题纯粹躺在洗头床上的下意识，好像脱口就说了，并没有想知道的目的。

“还不知道，昨天刚判的。”她的手还在我头上挠着，不知道她的表情，语境平缓地没有变化。

“那你们还上诉吗，如果觉得判多了，可以上诉试试。”很无用的安抚话，我又加了一句“上诉不会加重的，最多还是十年。”

“律师说了，用处不大。”

“试试看嘛，万一能减点呢。”

“算了，上诉那个律师还要再收两万块。”

“哦”，我应了一声，没有再建议她，那是他们的两万块，他们会像我们统计收结比一样计算出一个百分数，然后做出他们自己的判断，毕竟用钱争取的自由与捍卫的权利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
又是很短时间的冷场，似乎又没有找到新的话题。在一个家里有人坐监狱的听众面前再谈法律似乎有点不合时宜，毕竟我们信奉的，是他们破坏的，我们遵守的，是他们违反的。

“那我弟坐牢了，我女儿是不是以后就不能考公务员之类的了。”

她问出这个问题来，多少让我有点吃惊。一来是吃惊于她竟然了解这样的政策，二来说明她至少有这样的想法，没有在这种乱七八糟的细节中沉沦下去，从根本上忘记这种生活需要改进。

“父母可能会有点影响，但舅舅可能关系不大。再说了，不当公务员可以去当医生啊、画家啊、建筑师啊，有文化怕什么。”

“也是，我就想我女儿多读点书。”

“是的，女孩子还是要多读书，读书是最好的出路。”

我不知道向她说出这样的话来，到底能有几分的作用与意义，但是我就是挺想说的，我甚至有一瞬间的冲动想坐起来和她长谈一下，语重心长地告诉她：当生活是一地鸡毛的时候，慢慢地把它捡起来，然后鞭策自己，总会越来越好。

可是，我没有，我最终选择尊重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。

她三十三岁，可是我认为她长得大约像四十五岁。

她的弟弟二十八岁，骗了别人七八十万，还有十年被禁锢的时光需要渡过。

她有两个姐姐、两个弟弟，她的父亲“脾气暴躁，又很窝囊没本事，遇到事情总让女人出头”。

她未婚先孕，有一个读低年级的女儿，男人有家庭，但是她说从不后悔跟了这个男人，现在这个人偶尔也帮她带孩子。

她每天骑电瓶车大约四十分钟来这里上班，孩子放学就在托管那里，直到她晚上回家。

她的房子月供1700，没有断供，但是之前的案件，还没有人执行这个房子，她说月供就当租房的钱了。

她讲完这一切，我说，你不怕等你供完了房子，被银行拿走吗？

她说：法律也要讲人情吧，我孤儿寡母的，就这一个房子，你说是吧，法官，法律是要讲人情的吧！”

头发洗好了，我起身笑了笑，没有回答她，我正面看了看她，发现她头发有点自来卷，稀稀地、蓬松着，皮肤不是太好，手白白的，一只眼睛有点斜视。